[66][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6页。
特朗普上台后，由他任命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阿基特·帕伊（AjitPai）于2017年主持投票推翻了网络中立规则。[lxiv] See Abrams v. United States, 250U. S.616(1919). [lxv] 参见左亦鲁：《从自由到平等：美国言论自由的现代转型》，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1期，第152-166页。
传统媒体的内容或许仍有吸引力，但由于自身渠道已经接近消亡，它们必须通过平台才能续命。在这种制度激励下，安全和免责——而不是发展和创新——将成为平台考虑的首要因素。对平台而言，最合乎理性也最经济的选择是从自身改革和建设做起。有限公共论坛又称指定公共论坛。针对特朗普所发内容，脸书和推特等平台首先选择的是删帖，之后是分别为12和24小时的封号，最终则升级为无限期和永久封禁。
（三）第三阶段：管不管？怎么管？ 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平台对特朗普的封禁标志着第三阶段的开始。在形式上的私与实质上的公之间，最高法院在马什案选择了后者。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在坚持不抵触的原则下制定良好的地方性法规，并及时清理抵触上位法的地方性法规。
[46]参见王建学：《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宪法地位的规范分析》，《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五、结语 法院审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既是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要求，也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要求，不但没有违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反而是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尊重，维护了多数人的意志。法院只是在个案中对地方性法规是否抵触上位法作出判断，如果不冲突就适用，如果冲突就不予适用。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地方法院有无权力审查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
[25]更加详细的讨论可参见马得华：《论不予适用：一种消极的司法审查——以新〈行政诉讼法〉第63条和64条为中心的考察》，《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第二道防线是将地方立法权的立法范围限制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三类事项。
第三，当我们说司法权是中央事权时，我们主要想说的是，法院的人财物应当由中央管理，而不得完全由同级法院所属的地方人大或地方政府管理。所有法院行使审判权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法官适用法律也具有平等性。我国三大诉讼法也强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四、司法权上收增加法院审查的正当性 如果说地方立法权下放为法院审查地方性法规提供了必要性，那么司法权上收则为法院审查地方性法规增加了正当性。
自德沃金教授区分原则和规则以来，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原则的重要性，立法也要遵循法律中的原则。实践中，常常会出现作为旧法的地方性法规抵触作为新法的上位法的情形，此时，就需要进行地方性法规的清理。第三道防线是，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应当遵循不抵触原则，不得与法律、行政法规、所在省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否则无效。其实，如果体系性地理解宪法，可以发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就要求法院审查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这也是人民法院依据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必然要求。
[11]相关案情可参见王振民：《中国违宪审查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2008年12月18日，最高法院发布公告废止这一批复，宪法司法化研究进入低潮。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之间是监督关系，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法规冲突问题会加剧本已比较明显的行政化。第二，是说法院的判决依据是地方的吗？我国三大诉讼法对法院的要求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地方性法规只适用于地方，但是，当地方性法规违反法律，法院是以法律为准绳还是以地方性法规为准绳？毫无疑问，法院应当以法律为准绳。
[41]本报评论员：《中国的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人民日报》2014年1月22日。从49个到284个，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新增加的地方立法主体有无能力制定不抵触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需要认真关注，做到未雨绸缪。一代代美国法学家皓首穷经、绞尽脑汁，提出各种方案试图回答这一难题。鉴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多个批复和《会议纪要》使用了不一致的表述，笔者认为，基于司法公开和裁判文书充分说理的要求，法院可以自行决定适用上位法，但需要谨慎表述法规冲突的存在，不能对法规冲突避而不谈，应指出它们存在不一致，但不宣布地方性法规无效。[38]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数量庞大、质量参差不齐的地方性法规进行逐件审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立法权来自中央的授予。
可见，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并不涉及法院个案中适用法律问题，也不禁止法院审查地方性法规。交由地方人大常委会解释会出现地方人大认为自己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不违反法律的情况，违反了自己不得做自己案件法官的要求。
[43]所以，不但要强调法院相对于外部的独立，同时要强调法院内部审判独立，不能让行政管理影响到审判职能。[24]参见杨登峰：《下位法尾大不掉问题的解决机制——新上位法优于旧下位法的规则之论》，《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9期。
如果采用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方法，可以认为，将这里的法律理解为狭义的法律更好地体现了宪法意图。人大代表人民表达对法官的信任，一旦人大代表不再信任法官，就应当罢免。
[16]这一段话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人大监督与独立行使审判权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不失职，不越权。正确适用法律要求法院在上下级规范冲突时适用上位规范，不予适用下位规范。第一个明确表述反多数难题的比克尔教授提出价值发现理论，认为法院最适合发现长久的价值，而立法者迫于选举的压力只关注选民短期的政策诉求。有学者的调研也表明，法官倾向于自行决定、谨慎表述，即自己决定应适用的法律，但在判决中不提及法律冲突的存在。
事实上，聪明的法官会选择另外一种做法：不中止案件的审理，但不予适用抵触法律的地方性法规，直接适用上位法进行判决。[38]参见前注[34]，乔晓阳书，第311页。
从理论基础来看，由于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因此司法职权是中央事权，不是地方事权。迄今为止，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地方法院就个案中的法规冲突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也没有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撤销某一地方性法规。
鉴于可以立法的主体众多，低位阶的规范抵触高位阶的规范并非罕见，尤其是高位阶的规范修改极易导致低位阶的规范处于与高位阶规范不一致的境地。即使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撤销地方性法规，法院也可以在个案中不予适用。
《立法法》没有明确规定下位法的规定与上位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上位法的规定。[12] 在针对李慧娟事件的《答复》中，最高人民法院态度鲜明地认为，地方性法规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一致时应当适用上位法。但是，文义解释只是法律解释方法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解释方法。该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地方性法规抵触法律基本原则的，不能适用或者参照。
第73条第2款规定，对于先试先行的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第一，地方法院不是地方人大的执行机关，而是法律的执行机关。
如果《立法法》明确规定了这一适用规则，也许地方法院就不会面临审查地方性法规而导致的尴尬了。第一种是宪法司法化问题——我国法院有权引用宪法审查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吗？2001年6月28日，最高法院就齐玉苓案发布《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学界关于宪法司法化的研究高潮。
即使美国的违宪审查也只具个案效力，只不过遵循先例制度的存在，才可能保证其他法院作出相同的判断。[44]因此，一方面人财物改革为司法摆脱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提供了有力条件，另一方面，为了彻底摆脱地方保护，法院必须有权审查和决定是否适用地方性法规，否则，司法摆脱地方保护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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